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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鹰娱乐-关于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调研
来源:省高院发布日期:2017-12-18浏览次数:字号:[ ]

【内容提要】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201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则是实现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浙江也多有创新,总结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领域的实践经验,对这一机制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调研从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点入手,在介绍国内外,尤其是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个协调统一、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达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本调研共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点入手,介绍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基本概况,并提出了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总体方案。知识产权争议中利益的广泛性、纠纷的广泛性、权利的易逝性及其市场价值要求纠纷解决方式应具有多元性、专业性、时效性以及保密性的特点。虽然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出现了不惟诉讼,形式多元的发展趋势,但是大部分权利人对于诉讼外解决争议机制仍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加上诉讼外争议解决机制自身还不成熟、不完善,导致当事人难以选择符合其利益需求的最佳争议解决方式。因此,需要厘清各种争议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坚持效率性、专业性、保密性、市场导向性的原则,构建一个协调统一、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达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境外知识产权多元化解机制。现代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替代传统法院诉讼模式的纠纷化解体系,继而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逐渐推广。本文在对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欧洲、日本、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等多种ADR模式进行分析归类的基础上,介绍了境外法院附设ADR、行政机构ADR、民间调解机构ADR以及国际组织ADR的发展情况,以资为我国建立相应机制提供借鉴。

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实践。我国历来强调无讼理念并注重民间调解,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在我国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和谐社会的提出更为这一机制的发展提供了长足的发展空间。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结合地方特色,从2011年起就开始探索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尤其在近两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在义乌、宁波等地设立知识产权第三方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果,形成了改革前的单项诉调对接与改革后的综合保护平台并存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浙江模式。浙江的创新经验在于实现了四个转变,即从分散、独立的对接平台转变为多元、统一的综合平台,从功能单一的诉调平台转变为多元立体的服务平台,法院从主导地位转变为枢纽地位,平台组织架构从随意化转变为规范化。

第四部分在总结现阶段浙江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现有机制运行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立法支撑有待加强、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地区发展有待平衡、调解人才有待充实、经费保障有待提高等。下一步,需要在立法引领下加快对知识产权多元化解机制的地方立法进程,在法院推动下整合形成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的合力,在平台主导下健全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的工作机制,在网络互联下提升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信息化水平。

 

一、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概述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以科技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转型,知识产权不仅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同时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在日益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着社会的前进方向。与此同时,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数量持续增长,绝大多数纠纷以诉讼方式进入司法领域,知识产权审判面临严峻挑战。司法是化解纠纷的重要渠道,但并非唯一渠道。近年来,建设多元纠纷化解机制逐渐上升为国家整体战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知识产权领域,构建符合知识产权纠纷特性与规律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不仅有利于缓解司法压力,而且能够满足创新主体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在促进创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点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垄断性权利,其财产权属性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始终受到市场竞争发展的深刻影响。“通说认为,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性、无形性、时间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当事人利益目标的实现与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1]与传统民事纠纷相比,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具有以下特点:

1.利益的广泛性需要争议解决的多元性

知识产权利益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争议主体的多样性、客体的复杂性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由于知识产权是保护知识产权创新、传播和运用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争议,在主体上可能涉及到知识产品的生产者、使用者、传播者、投资者等各种利益主体。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不断增加,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更加激烈,这些都必然导致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在发生权利纠纷时,权利人一方面可能通过请求停止侵权,排斥侵权人,独占市场并获得侵权赔偿;另一方面可能基于对未来商业利益的考量,采取折中妥协的方法,在竞争中与侵权人合作,并据此扩大市场。总之,权利人和侵权人的利益是多元的,既对抗又合作,在对抗中获得基本利益,在合作中获取长远利益。[2]因此,只有灵活、多样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方式,才能满足争议解决者的不同需求,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2.纠纷的复杂性需要争议解决的专门性

知识产权纠纷的复杂性是由知识产权的特性决定的,知识产权是创造者智力活动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不同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对技术要求的层次也不同,在各类知识产权争议中需要厘清的专业技术问题普遍存在,与普通的民商事案件相比,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与技术问题的联系更为紧密,并表现出法律问题与专业问题高度融合的特征。同时,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依赖法律对权利范围和内容作出界定,而这些与治理创造产品相关的法律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具有相关技术和法律背景的专业人士才能充分理解并把握。[3]因此,某项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的介入,对明确知识产权权利范围以及认定侵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3.权利的易逝性需要争议解决的时效性

知识产权的易逝性首先体现在知识产权的存续是有法定时限的。知识产权是一种限期的垄断性权利,从促进知识传播和进步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无限制的,知识产权人只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对知识产品的独占权,期限届满,知识产权即可为社会公众自行利用。因此,纠纷解决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着权利人享有知识产权的期限以及市场收益。另外,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导致知识产品的市场淘汰周期愈来愈短,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往往随着时间流逝迅速降低,因此一旦发生侵权,如何快速有效地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就成为相当紧迫的一个问题。当事人亟需一种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否则即便最终获得了有利的解决结果,其实质意义可能也不复存在。“如果争议解决步骤繁多,程序复杂久拖不决,不仅让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成本不断增加,也导致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知识产品的传播和利用受到阻碍,知识产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难以发挥。[4]

4.权利的市场价值需要争议解决的保密性

知识产权除了公开的智力成果外,还存在大量未公开的内部保密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权利人赢得市场竞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另外,部分新型知识产权纠纷,因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争议的发生和解决通常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极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纠纷的发生对于各方当事人的商业信誉和社会声誉,都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纠纷的当事人更愿意通过私下协商等不公开方式解决争议,以避免造成负面影响。而知识产权纠纷在进入诉讼环节后,必须经过严格的举证质证程序,容易引发权利人对核心技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泄密的担忧。特别在商业秘密纠纷中,涉密的商业信息对于权利人赢得市场竞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当事人往往更希望通过适当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保护其商业秘密。

(二)我国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基本概况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主要途径是诉讼。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依照强制性裁判方式解决争议,具有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优点。但是,由于诉讼机制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单一的诉讼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并不利于纠纷的有效化解。主要体现在:首先,诉讼维权成本高。知识产权诉讼要求权利人具备较强的举证能力,权利人往往需要律师等专业人士的介入才能较好地完成举证义务,因此,知识产权的诉讼维权因涉及到对侵权产品的证据固定等诸多问题,不但在诉讼过程中诉讼费用较高,还涉及到律师费、证据固定的公证费用、鉴定费用等多项支出,权利人维权面临高额的成本支出。其次,诉讼维权周期长。审理期限增加了权利人维权的时间成本,由于诉讼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再加上知识产权案件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审理周期通常比较长,导致维权效率较低。最后,诉讼维权缺乏灵活性。诉讼维权的纠纷解决模式遵循严格的审理程序,以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为依据,非黑即白的裁判结果难以灵活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需求。

由于诉讼维权方式的局限性,非诉讼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重视。目前,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模式主要包括诉讼、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行政处理(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等。根据主导权的不同可以具体划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的公力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诉讼解决和行政性解决机制;第二类是社会中立主体为主导的社会性解决机制,具体包括仲裁、人民调解、行业协会调解;第三类是当事人自己主导的自力解决机制。由于第三类自力解决缺乏稳定性,具有随意性,无法进行系统的机制性研究,因此,我们主要从知识产权争议的公力解决机制和社会性解决机制着手,对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分析研究。

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中,公力解决机制和社会解决机制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矛盾和排斥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诉讼对于争议主体是一种程序化的争议解决途径,具有高度的理性和权威性,但存在维权成本高、周期长等缺陷,而社会解决机制则强调社会主体的行为自由和处分权利的个体意志,弥补了公力解决机制的不足,还兼具了灵活、保密、兼顾经济利益和市场价值的作用。只有两种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虽然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出现了不惟诉讼、形式多元的发展趋势,但是大部分权利人对于诉讼外解决争议机制,仍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加上诉讼外争议解决机制自身还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协作运行的有机整体,导致当事人不能很好地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符合其利益需求的争议解决方式。因此,需要厘清各种争议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有机衔接的、符合知识产权纠纷特点的多元化解机制,满足社会公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同时也引导其选择更符合其利益需求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三)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

正是基于知识产权纠纷具有高度复杂性、利益保护紧迫性和市场关联性等显著特征,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应坚持效率性、专业性、保密性、市场导向的原则,构建一个协调统一、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达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1.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定位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由各种不同性质、功能和形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相互协调互补,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系统。[5]最高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在《关于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院意见》)中明确指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目标是,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合理配置纠纷解决的社会资源。完善和解、调解、仲裁、公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与诉讼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我们认为,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仍然以国家为主导,以司法为支撑的大背景下,最符合实际的做法是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养多种形态的争议解决机制,构建一套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建立长效的知识产权争议协调程序,克服单一争议解决方式的缺陷,在各种程序的合理衔接中发挥各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优势,形成争议解决的合力,回应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争议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

2.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特点

在传统民商事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了重要的定纷止争的作用,特别是普通民事纠纷中,社会调解、民间调解力量的介入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纠纷化解由单纯的公力救济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提升了纠纷化解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应当符合知识产权的特性与规律,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主体的专业性。在知识产权纠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具有中立地位的第三方往往是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中立主体的个人素养和专业知识能够提供对有关专业性或者技术性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帮助当事人形成对事实、证据相关技术及法律问题更清楚的认知,从而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在正确判断基础上做出决定。此外,针对复杂的技术性案件,由专业人员进行争议解决,有利于更加高效地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第二,效果的非对抗性。中立第三方的介入,为知识产权争议各方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沟通平台。知识产权纠纷常常发生在产品交易中,当事人往往有商业上的合作关系,诉讼外纠纷处理模式可以达到兼顾法理与情理的效果,在当事人充分协调和沟通的基础上,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实现合作与共赢。因此,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当事人各方选择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更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从效果来看,也符合各方当事人商业上合作与共赢的长远利益需求。

第三,价值导向的兼顾性。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妥善平衡私权与公益的基础上,因此在解决纠纷时尤其应注重协调保护个人权利、保障市场主体行为自由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依法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要考虑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文化成果的传播,努力平衡知识产权创造者、应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使知识产权的创造与应用形成良性循环,努力促使权利人与被诉侵权人就涉案知识产权成果的使用达成合作协议,变侵权使用合法使用,实现私权与公益的双赢。

3.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能够弥补司法资源的不足,缓解司法压力。随着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大幅攀升,导致法院不堪重负,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还可以通过科学的争议分流制度,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多的便捷适宜的争议解决渠道。“实际上扩大司法利用的范围,改善司法供需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并使得司法功能更多的向规则的发现和确认,利益的平衡乃至决策的方向转变。[6]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整合司法力量、行政力量、社会力量,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提供了更全面的救济途径,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维护创新的意识,以推动创新经济的发展。

 

二、境外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现代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被称为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机制中文翻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替代传统法院诉讼模式的纠纷化解体系继而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逐渐推广。不同国家的ADR机制各有不同,例如美国有十六种混合ADR,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仅采用三种ADR机制。由此可见,ADR实践具有很强的国家特色。

(一)法院附设ADR

法院附设ADR是附设在法院内部的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区域、法系,成为部分国家及地区诉讼前置程序。

1.法院附设仲裁或调解

在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地区法[7]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8]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法院,由法院强制进行诉前仲裁,裁决结果不具终局性。在法国,若双方发生特定知识产权纠纷,可在法国国家法庭的辅助下专门组织临时仲裁以解决纠纷。仲裁法庭在纠纷解决后自动解散[9]

法院附设调解是指在法院指导下通过法官充当调解员或法院指派调解员等方式进行的诉前程序。部分国家、地区规定了法院进行诉前强制调解的程序。如在韩国,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程序都要求争议各方在法院审理前提交调解,法官可选择自行调解或组成三人调解委员会进行纠纷调解,若调解失败,调解法官仍会作出一项调解决定,此时参与调解的当事人需在两日内提出异议,否则视为接受该调解决定。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仍坚持自愿调解原则,如在德国法院,诉讼中的调解程序需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启动的先决条件。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遵循自愿调解原则,但在司法实务中会通过讼费令[10]鼓励当事人积极选择调解程序[11]在美国的一些司法管辖区[12],法官会举行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评估会议,以确定该案件是否适合调解。另外一些司法管辖区则会将案件移交给独立单位,由后者作出是否调解的决定。

法院附设调解表现出强烈的国家特性。就调解员而言,不同国家有法官[13]调解法官[14]、司法调解员[15]等多种不同的称谓和设置。对于委托调解员调解的法院附设调解,一些法院发起的调解项目对调解员的资质有强制要求[16]此外,英国成立知识产权企业法庭2013101日前名称为Patent County Court专利郡法院)用于处理小型、时间短、简单、价值低的案件。

2.早期中立评估

早期中立评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针对专利案件的独创性发明。由第三方评估人员对双方诉求提出客观意见,各方需要进行陈述以解释不同立场,评估人员将亲自约见各方及其法律顾问,以进一步讨论。评估人员最终将出具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意见,对双方当事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评估。但受法庭发起项目的范围、费用限制,这一方式并未广泛应用。

3.日本特色“调停制度”

调停制度是日本在二战后以“和”理念为基础逐步形成的独具东方特色的司法ADR,在日本知识产权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7]在调停过程中不必强制性参照诉讼程序,也不用遵守实体法的相关规定,缓解了欧美ADR移植法与日本传统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调停通过当事人申请或法院裁决两种方式启动,法院组成调停委员会,由一名主持法官和两名以上的非法官专业人士组成。当事人在调停中达成合意后,记入案卷,效力等同和解。若当事人未达成合意,法院为解决纠纷可根据调停委员会意见,作出决定。当事人可在两周内对该决定提出异议,否则该决定效力等同和解。

4.微型审理或咨询法庭

在美国微型审理中,由中立主持人对案件进行管理,在听取各方当事人陈述并表明利益主张后,通过向当事人说明案件若提交审判或仲裁可能产生的结果来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咨询法庭与微型审理类似,但一般适用于解决大公司之间的争端。

(二)行政机构ADR

1.专业意见服务(Opinions Service)

英国专利法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知识产权局局长就英国或者欧洲专利(英国)的有效性或侵权问题给出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意见。该意见对任何法院或知识产权局均无约束力,但可用于撤销专利无效的裁定,并成为公开记录的一部分,可能会对将来的诉讼产生一定影响。[18]

2.行政部门调解

英国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开始对外提供调解服务,帮助企业以及个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19]并于2013年下调了调解服务费用,附加电话调解功能。经认证的调解员可解决未注册的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商标以及注册外观设计等争议。争议双方达成一致后,调解员将鼓励或在必要时帮助双方就一致意见达成书面文件,以降低后续风险。

(三)民间调解机构ADR

1.商业调解

法国未形成知识产权调解中心,其主流为“社会自治型调解”。此类独立调解员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不享受国家补贴,其收入来源于当事人报酬。经济独立使得他们“拥有一种相对于国家更为独立的关系[20]目前在法国“社会自治型调解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起步晚,成效不太明显。

2.公益性调解

近年,德国各州纷纷成立民间性质的调解机构,力图通过诉讼外调解方式让纠纷在进入法院程序前被妥善解决。在立法方面鼓励律师在庭外促成当事人和解[21]。德国调解委员会作为政府资助的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方式灵活多样,自愿调解成功率相对较高。民间性质调解不是诉讼前当事人必须选择进行的程序,但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给当事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并在具体程序设计上给当事人带来便利,受当事人欢迎。

3.行业调解

德国工商会(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IHK)是德国最大的工商业联合组织,由政府引导建立,自主负责。在德国注册的所有企业、自由职业者、农场主依法都必须加入工商会。对于德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化解,工商会调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慕尼黑工商会调解中心提供知识产权冲突的诉讼外解决方案并且覆盖多种调解服务。[22]适用调解程序的费用与争议标的额有关,包括调解中心行政管理费用及调解员佣金。

4.行业团体仲裁

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所进行的仲裁,原则上至少要由1名律师、1名代办人、共3人所组成的仲裁员合议庭来进行。仲裁员由仲裁中心从仲裁员候补人中选任,也可由当事人协商选任。仲裁中心仲裁周期为3-6个月,若开庭四次,则需要700 000日元。较该中心调解而言,费用增加了75%。大韩商事仲裁院(KCAB)的仲裁裁决与法院最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韩国于1973年加入纽约公约后,KCAB的仲裁裁决可以在韩国国外得以强制执行。仲裁费由申请人在提交仲裁申请时支付。

5.磋商、中心咨询意见

除传统ADR外,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为当事人提供磋商服务解决纠纷,并提供有关知识产权商业判断和相关专家意见,降低处理复杂案件的风险,为后续ADR提供服务。同时,该中心针对发明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以及专利效力的判断提供咨询意见。该咨询意见有1名律师和1名专利代理人组成,经当事人申请可再增加1位,期限为3个月。但专家小组的意见不具有约束力,不能对中心咨询意见提起诉讼。

6.专业调解委员会

韩国专门设立著作权审议调解委员会(CDCC)、布图设计审议调解委员会(SLDCC)、计算机软件审议调解委员会(CPDCC)、工业产权审议调解委员会(IPDMC)、域名纠纷调解委员会(DCRC)和电子商务调解委员会(ECMC)。由这些调解委员会专业处理各类知识产权纠纷。

CDCC主要负责调解著作人身权及财产权纠纷、邻接权纠纷、补偿纠纷等,调解保密,若成功则具有与司法裁决达成的和解同等的效力,委员会就调停内容具有强制执行力,申请费用低廉,根据案情复杂程度由申请一方承担1万到10万韩元不等。SLDCC调解小组由至少1名律师的3名成员组成,调解布图设计版权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调解费用若无约定由申请人承担。CPDCC调解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软件相关纠纷,调解协议与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和解具有同等效力。调解失败费用由申请人承担,调解成功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分担。IPDMC对涉及工业产权的纠纷进行调解。调解小组由3人组成,其中至少1人具备律师或专利代理人资格。该调解一般无程序性费用,调解协议与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同等效力。DDRC调解与二级域名KR有关的纠纷,由调解小组组织1名或2-3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申请人在申请调解时需缴纳8800万到15600万韩元不等的费用。ECMC专门调解电子商务领域争议,其调解过程可以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或通过网络在电脑上进行。调解申请提交及调解决定做出均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调解决定具有和解协议的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四)国际组织ADR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第64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国际纠纷的解决可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仲裁等方式。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39月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WIPO Arbitration Center),主要负责审理解决个人或企业之间的有关知识产权争议。

WIPO仲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仲裁需经当事人一致同意;由当事人选择仲裁院;仲裁是中立、保密的;仲裁法庭的裁决为终审裁决,并易于执行。WIPO仲裁分为简易仲裁和仲裁两大类。简易仲裁是指低成本、短时间内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一种仲裁程序,全程始终只有一名仲裁员,仲裁程序各个阶段期限均较短。WIPO简易仲裁与WIPO仲裁相比,将辩护程序和索赔陈述直接提前至提出仲裁请求阶段,并将期限控制在20天内,并省去了目击者陈述程序。

目前国际社会上主流的调解组织仍是WIPO。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知识产权调解高效、经济,具有保密性,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并可以为后续的纠纷化解即仲裁和诉讼提供依据。且WIPO调解在任何阶段都能被适用,已在专利、版权、IT电信、生物技术、商标等各个知识产权纠纷领域有成功案例,有效降低了争议解决成本,对争议内容保密的特点,使双方潜在的业务关系得以维持。

 

三、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浙江实践

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在纠纷解决问题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协作与互动,这与中国传统的无讼理念与解纷实践是一脉相承的。无讼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法家的“定纷止争”“以刑去刑,道家的道法自然、反对一切礼法刑政和讼争,尤其是儒学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其显著标志即是刑措无讼。而从中国的国家治理史来看,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管理和解决纠纷职能作用的有家族、村落共同体和行会等,这些自治组织通过规定、居间调解等方式,使相当一部分本应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在组织内得以解决。因此,在传统无讼理念下形成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而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化解纠纷的东方经验重新获得发展的空间,对于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而言,需要继承这一东方经验,形成以和谐为核心,以法律依据为支撑,诉讼与非诉讼方式良好衔接的体系框架。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历来重视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浙江模式

(一)浙江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沿革

2009年之前,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非诉讼化解矛盾的方式还十分单一,基本以法院调解为主,在个别类型的案件中曾邀请过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行业协会或专业人士参与法院调解。20097月,最高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根据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要求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的纠纷解决途径。该意见的下发,标志着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省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也在此后得以蓬勃发展。

在我省多元化解机制发展初期,法院多将知识产权案件委托给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但在实践中,发现人民调解委员会存在专业性不强导致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能力不足的问题,法院意识到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应由专业化的组织和人员进行才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2011年初,浙江高院面对我省涉网知识产权案件迅猛增长的态势,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委托调解协议,委托该协会调解我省法院受理的涉网知识产权纠纷案件。2013年,该协会在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聚集的杭州市余杭区成立工作站,与法院共同制定了《关于开展涉网纠纷诉调衔接工作的实施办法》。余杭工作站自20142月份正式投入运行以来,至2016年底,共受托调解成功涉网案件近2000件,化解了大量涉网案件,诉调对接成效显著。

同年11月,温州中院获悉中国(温州)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立,即与该中心取得联系,委托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在温州委托调解机制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2012年浙江高院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委托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调解专利案件的工作,与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下发了《关于建立专利民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意见》,我省全部11家专利案件管辖法院均据此建立了相应的专利纠纷委托调解机制。

除了上述针对涉网知识产权案件和专利案件所形成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之外,各地法院还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纠纷特点或产业特色与相关行业协会、商会等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如在涉KTV、网吧案件高发的2012年和2013年前后,金华中院、湖州法院、西湖法院、慈溪法院、海曙法院、东阳法院等纷纷与当地文广新局建立了著作权侵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海宁法院为了高效解决当地家纺产业中的知识产权纠纷,联合市司法局指导成立了海宁家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其调解涉家纺知识产权纠纷。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省通过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功调解的纠纷数量从2012年的587件上升到2016年的4750件,增速迅猛。

                  

 

(二)浙江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

2009年至2014年期间,我省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对接分散、机制不畅、人员保障不够充分以及司法定位过于强势、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为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重塑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浙江高院与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的推动及指导下,20157月,义乌建立了国内首家专业的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第三方公益平台;同年10月,宁波开展了知识产权综合运用与保护第三方平台的试点工作,在义乌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加强,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义乌模式宁波模式

1.义乌模式——义乌市知识产权诉调对接中心

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市商品贸易频繁。随着市场贸易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保护知识产权对于规范市场,优化经济的作用逐渐凸显,企业、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在不断提升。2015年7月13日,义乌法院在浙江高院、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义乌海关、义乌市司法局、义乌市律师协会、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成立了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第三方平台——义乌市知识产权诉调对接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义乌平台)。

 

义乌平台自成立至2017年831日,累计接受法院委托调解案件1779件(包括诉前和诉中委托调解的案件,其中商标案件644件,著作权案件671件,专利案件459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5件),案件标的总额8834.33万元;调解成功807件,调解不成功(含找不到被告)348件,不接受调解272件,调解终止案件236件,在调案件116件,调解成功率达48.53%

                  

 

 

 

累计接受当事人委托,自行受理案件333件(其中商标案件155件,著作权案件153件,专利案件25件),案件标的总额1110.93万元,调解成功53件,调解不成功(含找不到被告)30件,不接受调解52件,调解终止案件30件,在调案件166件,调解成功率31.74%

 

 

义乌创新第三方平台运行模式,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举措:

(1)“诉前引调”、“诉中调解”双机制并行

2017年开始,随着我省“大调解”机制的深入推进,义乌平台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相互配合,建立了“诉前引调”机制。即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编立引调字案号,引导当事人诉前调解。截至20179月,义乌平台已经成功引调案件214件,其中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199件,侵害商标权纠纷15件。诉前引调机制的实施已经初见成效,尤其对于解决侵害作品放映权的“KTV类案件,有很好的效果。此外,诉中调解机制稳中求进,诉调中心接受法院委托案件量不断提高。可以说,两种机制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知识产权诉调中心的纠纷化解能力。

(2)多元化的调解员队伍

义乌平台从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关、律师协会等单位选任49名有专业知识、有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人员作为专家型特邀调解员。不同单位、不同职业背景的调解员组成了多元化的调解员队伍,既有利于应对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也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扩大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平台的社会影响力。除了特邀调解员外,20177月开始,义乌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派驻一名资深法官常驻义乌平台,对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提升调解工作的权威性。20178月,义乌平台共调解成功法院委托案件77件,调解成功自行受理案件21件,成果显著。

(3)巡回审判常态化,以

每月,义乌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都会安排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案件在义乌平台的审判站进行审理。2017年上半年,巡回审判站开展巡回审判123次。通过观看庭审,来义乌平台调解的当事人对知识产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同类案件而言,一个案件的开庭公开审理会提升同类案件的调解成功率。

(4)建立线上平台,提升诉调对接中心的影响力

2017年1月1日,网上平台“义乌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www.ywipp.com”开启试运行,借助平台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主导作用。中心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通过远程网络组织调解,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提高了调解效率。

2.宁波模式——宁波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

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以及“中国制造2025”试点城市,宁波市坚持强创新、调结构、增后劲,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为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运用转化,快速、有效、低成本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在浙江高院、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的大力支持下,宁波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以下简称宁波平台)于20159月试运行,并于20167月正式成立。宁波平台由宁波中院和宁波市知识产权局主导,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宁波市文广局、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宁波海关、中国(宁波)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宁波市律师协会等单位合作共建。宁波平台是在义乌平台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借鉴义乌平台的有益经验而设立,因此其在诉调对接方面的组织架构与义乌平台十分类似,只是具体成员单位存在一定区别。宁波平台除了诉调对接机制之外,还包括知识产权的运用和转化机制、快速维权与联动机制以及学术宣传交流与人才培养机制,是一个集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宣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是义乌平台的加强升级版本。

 

 

(1)宁波平台的四大机制

第一,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平台设立宁波市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诉调对接中心,运作模式分为三种:一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司法诉讼过程中委托调解模式;二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行政调处过程中委托调解模式;三是中心自行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由人民调解后司法确认模式。截止20178月底,共计受理各类案件1892件,其中著作权纠纷1594件,专利权纠纷201件,商标权纠纷89件,其他纠纷8件。并成功调解各类知识产权纠纷1293件,其中著作权纠纷1075件,专利权纠纷157件,商标权纠纷55件,其他类型6件,调解成功率达68.3%

第二,知识产权运用与转化机制。平台将相关运行经验、成果及侵权案件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探索新常态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模式、新机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通过开展分析和预警服务,为行业、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供决策依据,降低侵权风险和纠纷,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三,快速维权和联动机制。平台联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跨部门案件处理机制,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在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迅速将案件转交给相关执法部门,并对案件处理情况以适当方式予以跟踪。

第四,学术宣传交流与人才培养机制。平台广泛吸纳国内外知识产权学术研究人才,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培育具有专业背景和实践能力的专业调解员队伍,提高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2)宁波平台的运行成效

第一,建章立制,保障日常运行管理。形成《宁波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联席会议章程》、《宁波市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并建成知识产权案件统一受理、统一分案、统一归档的案件信息统计和分析系统,有效保障第三方平台的日常建设和管理,促进矛盾纠纷的快速化解。

第二,繁简分流,促进诉调对接开展。设立宁波市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诉调对接中心,成立宁波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了完善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为权利人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截止20178月底,累计成功调解纠纷1293件。一方面,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有助于法官腾出更多时间、精力作出对市场运行规范具有导向作用的引领性裁判,提升办案质效;另一方面,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全面的救济途径,进一步提升社会民众的自主维权、创新意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区域保护协作机制,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另外,相较于诉讼模式中一方胜诉一方败诉且胜负绝对数量相等的零和博弈[23]效果,平台解纷模式的高效性、灵活性更利于实现各方利益的共存与多赢。

第三,整合资源,助推成果运用转化。平台吸收专利技术分析资源、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整合运行经验、成果及侵权案件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并通过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信息分析系统大红鹰娱乐官网 ,采集与整合知识产权案件主体信息、诉讼信息、举证信息、结案途径、结案效果等海量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企业专利布局提供参考。同时,依托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原有的宁波市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利用服务,系统拥有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量专利数据,建成58个行业专利特色库,为13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定制了1600个中外企业专利特色库,有效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规避技术壁垒,预防侵权纠纷;同时,发布光学薄模产业、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等专利分析报告,为行业/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战略提供咨询;天一生水网汇聚各类专利2000余项,交易额累计超2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1笔,贷款额逾5000万元,有效缓解中小企业技术及资金需求,提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率。

第四,快速维权,畅通部门联动机制平台与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设立了跨部门案件处理机制,建成了宁波中院知识产权巡回法庭,形成了跨部门举报投诉案件转交机制,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在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案件转交给相关执法部门,发挥行政执法高效、便捷的优点。同时,平台还引入公证机构,实现部分案件电子取证,解决了部分知识产权纠纷取证难问题。如20163月,一项商标侵权举报投诉经宁波市市场监管局转交至平台进行调解,仅用一个月时间,调解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进行了司法确认。

第五,凝聚合力,荟萃学术宣传交流。平台吸纳国内外知识产权学术研究人才,不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于20164月份成功举办贴牌生产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讨会,吸引高校、法院、律协、企业等主体参与;并于同年5月,举办宁波市首届知识产权天一论坛,聚焦实务中关注度较高、争议性较大、研究性较强的若干问题,进行知识和产权学术研讨;建成宁波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网站,展示知识产权非诉解决方面的各项工作动态和政策法规,提供便捷性的知识产权法律研究、交流和服务平台。

第六,培养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素养。累计开展知识产权相关培训、讲座十余次,如专利布局培训、企业知识产权运营讲座、国内外专利挖掘、涉外知识产权侵权防御等,累计培训企业300余人,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第七,定制服务,增强风险防御能力。平台为企业定制专利特色数据库,显著提升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等关键环节的专利申请、布局和侵权风险预防能力,使市场行为不再盲目,也让企业创新更具科学性。目前,平台已为1300多家科技型企业定制了1600个中外企业专利特色库,为400多家企业提供一对一上门服务,为企业节省60%的研发时间、节约40%的成本支出,帮助多家企业产品避免侵权并快速占领市场。

3.浙江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经验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成熟和完善,是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浙江各地法院从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出发,进行了多项有益探索,形成了原有的单项诉调对接机制与改革后的综合保护平台并存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浙江模式”。

义乌、宁波以及此后温州平台的设立,使得我省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得到了全新的发展。2015年和2016年,通过多元化解机制调解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同比分别增长46%和56%。义乌、宁波平台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不仅在于其秉持了原有诉调对接机制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的特点,而且实现了四个转变

一是从分散、独立的对接平台转变为多元、统一的综合平台。原有诉调对接机制由于参与主体的单一性,因此仅针对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而设置,比如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涉网知识产权诉调对接、与专利行政部门的专利案件诉调对接,均是如此。而义乌、宁波两个平台都是在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的背景而设立,平台以法院为枢纽,广泛吸收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商会等多方主体的参与,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能够涵盖各种类型,形成了“党委领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

二是从功能单一的诉调平台转变为多元立体的服务平台。正是由于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使得平台积聚的资源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强大。原先的诉调对接机制多由法院主导,仅仅着眼于纠纷的化解,而多方主体群策群力之下的平台在诉调对接这一核心功能之外,进一步衍生出知识产权分析评估、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多种功能,并且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公证部门、行业协会等主体之间的工作交流与衔接也更加顺畅,更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合力的形成。

三是法院从主导地位转变为枢纽地位。近年来,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定位和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化解纠纷不仅仅是司法体制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提升整个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因此在义乌、宁波平台中,法院转变了原先与非诉调解组织单向对接时的主导地位,转变为积极整合各方力量的推动力和枢纽,从而使得平台更加开放包容,并且已经初具“造血能力,不仅能够接受法院、行政部门的委托调解案件,而且能够主动吸引社会主体向其寻求调解服务。

四是组织架构从随意性走向规范化。原有诉调对接机制的参与主体和案件类型均较为单一,因此在组织结构方面也较为简单,随意性较大,很多情况下只是法院与对接的行政机关或非诉调解组织共同形成文件简单下发而已。义乌、宁波平台在设立之初考虑到参与主体及功能的多元化,因此设置了规范的平台架构,制定了详尽的操作规程,使各方主体能够有序参与平台事务,保障平台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

 

     四、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路径

浙江经验秉承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改革的新要求,与其他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一起为浙江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浙江模式”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需要集全社会的合力进行解决。

(一)制约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瓶颈问题

1.立法层面的支撑力有待加强

从国家层面看,现有立法少而零散且过于原则。关于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规定主要散见于《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而《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以及《最高院意见》虽然明确了法院在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功能和作用,但对这一制度的设置、运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还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由于知识产权纠纷本身的专业性较强,因此管辖层级较高,专利类案件基本都集中在中院审理,但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需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提出,这就导致中院无法对专利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无专利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对专利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亦缺乏法律依据的困境。

从地方层面看,山东省已于2016年101日实施了全国第一个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从职责分工、化解途径、程序衔接、组织建设、保障措施、监督考核等方面进行了规定。[24]浙江省虽然有枫桥经验网上调解等全国知名的多元化解纠纷实践,但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方面还是一个空白,造成了各地区多种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没有一个可供适用的统一法律依据,调解程序、保障措施等得不到统一。在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层面,主要还是依靠各诉调平台的规程,但这些规程效力层级较低,因此对于部分熟知平台运作的权利人而言,虽有强烈的调解意向,但苦于其社会公信力低,亦无法定审限约束,客观上导致诉前和解期限长,和解成功率低,与法定诉讼程序相比,当事人更倾向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省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省级层面尚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及对接的工作平台。义乌、宁波模式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多方参与的领导机构,但省级层面领导机构的缺乏,使义乌、宁波模式的推广出现困难。

从法院内部来看,近两年由于《两办意见》和《最高院意见》的下发,特别是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大立案、大调解、大服务“三大机制”的实施,各级法院参与指导、推动多元化解纠纷的动力有所加强,但其囿于自身地位所限,牵头协调能力不够。而广大基层法院的一线法官们在大量诉讼案件需要处理的压力下,其内心是否真正理解,并积极参与这一机制的构建和落实,还需要打个问号。

从行政机关等外部策应力来看,法院、检察、公安、行政机关相互策应的局面尚未形成,部门之间出于维护本部门利益考虑,缺乏整体意识,导致衔接运行不畅,作用发挥不充分。即使是在义乌、宁波模式下,下一步具体推进过程中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深层次互动与衔接的工作机制亦未完善,人员、场所、信息等资源如何进一步整合,如何实现共享等问题还有待解决。

从调解机构本身的运行来看,诉调对接机制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诉调平台与法院之间对于诉中委托调解的案件信息沟通并不及时,法院的审判信息系统无法自动获取委托调解案件的处理信息,双方信息沟通完全依赖诉调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工传递。如义乌诉调平台通过定期(一般每周一次)派工作人员来法院复印案件起诉状等案件资料的方式获取案件信息,并通过口头方式定期告知案件的调解结果。这不仅严重制约诉调平台的调解效率,也间接影响法院工作效率。第二,在调解程序的设计上,缺乏调解员的回避制度的设置。从调解员的构成来说,诉调机制往往从工商、海关、律师行业协会等成员单位中选任调解员,且现阶段调解员参与诉调平台调解均是公益服务,完全不收取任何报酬。实践中,调解员均仅凭个人道德素养规范不当调解行为,诉调平台缺乏调解员的公示制度,对于分流案件并不事先告知调解员的有关信息,而仅在通知调解时间后,直接安排调解员组织调解,这导致调解员与案件的利益冲突缺乏刚性的回避制度的约束,进而影响平台公信力的提升。第三,欠缺错误调解的救济制度。诉调平台很难短时间内全面审查知识产权案件的各个要素,亦很难通过简单协商对案件的权利归属、权利边界及保护范围作出准确判断,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容易顾此失彼。比如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实践中,存在调解员对涉案权属审查不严,忽略权利人权利瑕疵的情形。在目前的诉调机制下,没有给当事人提供错误调解的补救程序,一旦调解错误,往往难以通过适当程序予以纠正和挽回损失。

3.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从浙江省的实践来看,在浙江高院指导下,各地法院于2011年开始建立了形式多样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但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目前,义乌、宁波、温州三地已经成立了党委领导下多方参与的综合保护平台,余杭、海宁等地也成立了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特色的诉调对接机制,但还有一部分地区的诉调对接机制还停留在文件层面,没有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在三大机制推动下,各地法院纷纷成立诉讼服务中心,但诉讼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各地法院不尽相同,对于知识产权案件是否纳入诉讼服务中心的调解服务各地法院做法不一。知识产权案件出现的周期性、阶段性特点又对诉调对接机制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如2010年左右,全省涉KTV著作权案件大量爆发,各地纷纷与当地文广新局或KTV行业协会建立了涉KTV著作权案件的诉调对接机制,但近两年随着此类案件数量的减少,这一机制基本不再发挥作用,名存实亡。同时,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趋势的增强,浙江地区的专利一审案件集中在杭州、宁波两家知识产权法庭管辖,对于义乌、温州平台而言,如何做好与杭州、宁波知识产权法庭的专利案件对接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从省级层面解决各地各类知识产权诉调对接中心的整合,使各地均衡发展,是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点之一。

4.专业调解人才不足

全省各地在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时,虽然十分强调知识产权调解人员的专业性,但在人员配备、队伍素质方面,与有效开展工作还有差距。一是专职调解人员少,兼职调解人员多。如义乌平台只有服务人员是专职的,调解人员均是兼职,难以保证有足够的精力了解案情,及时有效地做好调解工作。二是调解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有的调解员仅凭德高望重做工作,相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知识、专业技术知识有限;有的调解员有工作热情,但技巧与方法欠缺。三是调解人员的队伍不够稳定。调解人员因完全出自公益或待遇不高,工作环境欠佳等问题,起伏波动大。调解人才的不足,难以满足知识产权纠纷形式、主体及内容日趋多样性、复杂性的要求,成为制约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又一大问题。

5.经费保障不够到位

经费保障不到位,严重影响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构建。现阶段,法院虽是牵头或枢纽单位,但不能保障诉调平台的经费支出。各地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建立诉调对接机制的经费大多由主管部门从业务经费中调剂,未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往往也难以有效保障,造成部分诉调平台徒有其名,调解场所、人员、经费均未落实到位,工作无法有效开展。而调解员由所在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兼任,一方面使调解员有行政化倾向,缺乏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导致调解员积极性不高,影响调解成效。

(二)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1.立法引领,加快对知识产权多元化解机制的地方立法进程

国家层面上,立法机关应当对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构建从整体上予以考虑,整合现有零散的法律规范,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明确多元化解机制的功能定位、制度导向、层次架构,厘定公民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基层组织、行政机关、仲裁机构等在纠纷化解中的职能,使司法确认专利调解协议的管辖级别与专利案件保持统一,科学、系统地指导和推动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完善。在综合性法律出台之前,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各类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地方层面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要纳入规范、有序、依法处理的良性轨道,在总结浙江经验和其他省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尽快启动省级层面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进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成果制度化、法律化,从法律层面促进与推进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保障多元化解机制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对于知识产权纠纷这类专业性较强的纠纷,可以在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再由法院牵头,由法院、检察院、公安、行政部门以指导意见的方式对地方法规的适用作出具体安排,指导各诉调平台有效开展工作。

2.法院推动,整合形成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的合力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司法在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中要起到推动和保障作用,着力点就在于准确把握法院在其中的功能和地位,一方面要内部挖潜,打造过硬本领;另一方面要发挥组织协调与监督功能,为这一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程序规范及司法保障。在立法尚未完备的情况下,法院除了在调解的主体力量上给予支持外,还应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程序上的便利并创设良好的规范。如适当放宽提交平台案件的类型和标的范围,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以及受案法院根据案情决定是否移交平台的权力。对于有些类型化案件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做法,建立强制调解前置程序,调解不成的,才能进入审判程序。[25]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保障案件资料的移交以及调解结果的及时反馈。指导诉调平台建立符合法律规定和知识产权纠纷特点的调解规范,内容可包括委托手续、调解期限、回避制度、调解协议确认制度、调解错误救济措施等。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用司法公信力增加平台的公信力,利用“司法最后防线”的共识,加强对平台和诉调平台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定期组织法官对调解员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发挥,还需要协调好政府主管部门、检察、公安、仲裁机构、行业协会等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营造良好氛围,形成保护合力。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仅凭法院一家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其他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才能有效实现。解决纠纷是司法的应尽之责,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其他各部门的主动积极参与也是这一制度的应有之义。因此,需要在法院牵头下,以平台为依托,实现资源共享,形成保护合力。

3.平台主导,健全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的工作机制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积极争取省政法委支持,力争在全省层面成立由党委主导,法院、政府职能部门业务指导,以知识产权专业调解委员会为依托的多元化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使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真正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载体。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一要因地制宜。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较多的地区,可以借鉴义乌、宁波平台的做法建立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制度,将各地分散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的诉调对接机制纳入统一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较少或者类型单一的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与调解组织建立针对某类案件的诉调对接机制。二要明确平台功能。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要发挥组织、协调、化解、督导的职能,受理、分流、参与化解知识产权纠纷,推进一站式解决平台建设,鼓励根据各地经济特色,在知识产权纠纷多发、易发领域吸纳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进入平台,更广泛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三要着力解决平台的保障问题。办公机构要常设化,有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专职人员和基本办公设施,工作经费要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积极探索采用政府购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建立以政府支持为主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26]切实将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的补贴、报酬、奖励经费等保障落到实处,变软性规定为刚性措施,保证调解工作正常开展。也可以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法院、各行业主管部门等分摊调解人员的报酬补贴、办公场所等必要经费。四要建立对平台的考评督导工作。由于平台涉及的部门多,是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加强考评督导,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建议将平台建设和相互衔接的人、财、物的保障列入综治考评内容,纳入各部门创建文明单位的考核内容,由党委、政府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单位,予以责任追究。

第三,丰富知识产权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内容。从义乌和宁波模式来看,平台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是调解,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内容十分丰富,比如可以借鉴国外ADR的成功经验,将仲裁等模式引入平台,扩大当事人的选择范围。此外,在有条件提供专利检索与分析服务的平台,还可以借鉴美国的早期中立评估机制,根据当事人的诉求给出客观意见,对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可能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评估,对诉讼结果进行预判,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

4.网络互联,提升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信息化水平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信息化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要求,而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部分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也应该顺应信息化的趋势,用网络思维推进这一机制的完善。近年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作为一种新型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其高效便捷低廉的特性为其快速发展赢得很大的空间和机会,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27]欧美国家ODR方式体现出强大生命力和优势对我国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的网络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浙江这一互联网经济繁荣之地,不仅有西湖、滨江法院互联网+调解工作的有益尝试,更有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的最新实践,义乌和宁波这两个平台也都建立了各自的专业性网站,这些都为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信息化进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和可供实施的沃土。因此,对于多元化解平台的发展而言,要建成网上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为一体的网络平台,进而探索包括大数据在内的网络信息技术在多元化解纠纷解决中的运用,覆盖纠纷受理、分流、化解、反馈、处理等全过程,实现信息收集、材料传输、证据保存、卷宗整理、数据分析、风险研判、纠纷预警等资源的共建共享。[28]西湖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现已搭建完成并在西湖区全面推广试用,这一平台根据行业需求为各种纠纷类型提供接入端口,可以进行模块化的组合、个性化的定制,不仅能化解纠纷,还能为矛盾的排查、纠纷的预防控制、数据的积累分析、资源的共建共享等社会治理方式提供技术支持,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网络化应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必将打破地域和部门界限,实现互通互联。

 

(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联合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副院长徐建新。课题组成员: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 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蒋中东,审判员何琼、陈为;宁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洪婧、陈燕;温州市中级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助理叶挺舟;杭州市下城区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民四庭副庭长郭彤;杭州市滨江区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助理周上琛;余姚市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顾宏斐、法官助理鲁纳斯;义乌市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王献华、书记员吴双舟。

[1]刘友华:《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策略研究:一种博弈论视角》,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8期,第38页。

[2]沈伟:《我国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第08期,第52页。

[3]倪静:《知识产权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4]倪静:《知识产权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5]范愉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6]倪静:《知识产权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页。

[7]密歇根州联邦地区法院规定,当事人任何一方可以在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

[8]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的法院附设仲裁规定了当事人收到裁决后有30天时间考虑是否要求法院继续审理案件,如果30天内双方都未提出继续审理的申请,仲裁裁决就会产生等同于判决的效力和强制执行力。

[9]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境外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报告》,第74-75页,http://www.doc88.com/p-087721338159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820日。

[10]香港司法机构颁布的《实务指示31调解》中规定“法庭行使酌情权裁定讼费时,会考虑所有相关的情况,包括根据法庭可以接纳的数据而证实诉讼人没有合理解释但不曾参与调解一事。法律代表须向其当事人提出忠告,使他们明白法庭可能会对不曾参与调解但没有合理解释的一方,发出不利的讼费令。”香港调解也以当事人自愿为基本原则,但如果当事人不合理地拒绝调解,法庭会在诉讼中考虑他的不合理和不合作的态度,可能会对不合理拒绝调解的当事人颁发不利讼费令,即要求这方当事人承担讼费。

[11]王寰: 《香港法院附设ADR与内地法院调解比较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8卷第6期。

[12]美国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频繁的许多司法管辖区,包括德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和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都建立了由法庭发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程序,这些程序鼓励或者要求知识产权诉讼各方进行某种方式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13]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在调解程序启动后,各方面调解工作均由地方法官进行。

[14]德国《促进调解及其它非诉讼争议解决程序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审法官可指定一位“调解法官”(Gueterrichter)对案件进行调解,而该调解法官由法官、检察官或者法院工作人员等担任,但审理法官一般不能参与调解。调解法官并不具有判决的权力,只能主持调解程序。

[15] 2006年第687号法令规定:“司法调解员有权就其秘书、电话、文件和邮资等申请补贴。补贴按季度结算。具体数额由司法部长和预算部长共同确定。” 2008年第561号法律赋予司法外调解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法官逐渐退出调解的第一线,作用转移到把控调解的总原则和辅助调解展开,协调诉调对接问题。

[16]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要求,调解员一般应拥有7年的法律执业经验,或者非法律专业的调解员,但前提是他们拥有相应其他领域的专业证书,以及在联邦法院民事诉讼有相当的了解。与之相反的是,德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在调解员的选择方面没有指导性规定,该法院声明任何被法院认命或得到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人员,都可以作为调解员。联邦巡回法庭有一份经过批准的调解员名单,然而双方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不在该名单上的调解员,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付费。

[17]200273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第五次会议《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18] 2014年英国知识产权法案》进一步扩大了意见服务的主题范围,首次纳入可补充保护证书,规定了英国知识产权局可对注册外观设计是否有效等问题出具意见,并规定知识产权局局长有权根据其出具的有关专利有效性的意见来撤销某项发明专利。

[19]同意进行调解的争议双方需要签订一个调解协议确认双方同意通过调解来争取解决争议;承认由该局的经认证的调解员来调解;调解地点以及调解费用的分配。调解内容保密,且即使在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该讨论内容也不能在法庭中使用。

[20]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1-5条,独立调解员候选人除不应当具备法律禁止的情形外,应当证明自己具备纠纷处理的经验和条件,适合调解的培训经历或工作经验,以及独立完成调解的能力。

[21]德国于1994624日颁布的《费用修正法》(The Cost Amendment)特别规定:律师如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庭外和解,除了可向当事人收取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全额律师费外,还可再多收取50%的和解费(the settlement fee)。

[22]例如提供关于其他争议解决途径的咨询、提供调解程序的示范条款、任命有能力的中立的经济调解员、对调解程序进行管理、在调解成功的情况下给予可执行的权利。

[23][美]道格拉斯·G·拜尔、[美]罗伯特·H·格特纳、[美]兰德尔·C·皮克著:《法律的博弈分析》,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24]惠从冰:《认真贯彻实施<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进一步深化多元化解纠纷的实践探索》,载《山东审判》2016年第4期。

[25]江苏省泰州市中级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课题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析》,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3期。

[26]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8期。

[27]程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衔接》,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2期。

[28]陈辽敏:《创新型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发展——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大红鹰娱乐官方网站为例》,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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